依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第1条规定，命令在台日军向盟军投降。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受降典体台上悬挂同盟国英、中、美、苏四国“同等大小”的国旗，以及联合国旗（四国国旗的前面上端，未呈现于画面中）。
主条目：台湾战后时期
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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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民国政治、二二八事件、四六事件、白色恐怖和解严
版画家黄荣灿于1947年描述二二八事件的版画──《恐怖的检查》。
领导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戒严冻结宪法的行宪后第一、二、三、四、五任总统蒋介石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日本在《终战诏书》、《降伏文书》中声明接受四大盟国的《波茨坦宣言》，等同于间接接受[来源请求]《开罗宣言》，而《开罗宣言》要求将台湾、澎湖、满州归还中华民国[7]。后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在中国（除满州）、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日军向代表同盟国的蒋介石投降，并命令日本及日本控制之军事及民间政权协助同盟国占领日本[b]及日本控制之地区[8]。蒋介石委派陈仪将军于该年10月25日赴台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后，随即片面宣布台湾光复[9][10]。否定光复论者则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只是依据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代表同盟国军事接管台湾[129][130][131][132]。而后国民政府设立与中国大陆省级行政体制不同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并由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133]。
因国民政府接管官员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军队纪律败坏、滥印钞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严重，陈仪本人大权独揽。政府借由统制经济的实施，透过专卖局与贸易局垄断台湾的经济命脉、扼杀民间工商企业界的商机，还将台湾的各种民生物资运往中国大陆支应中国内战，导致台湾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终至民不聊生；又文化及语言上的隔阂，中国大陆籍居民相对于台湾人在社会地位及工作职位上具高度优势的不平等待遇，掌握资源者又对台湾人民进行种种歧视与打压，如此一年多来累积了庞大的民怨，导致在1947年初，因一起缉烟血案，以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卫兵开枪扫射抗议群众，终于爆发蔓延台湾全岛反抗政府的行动，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史称“二二八事件”[134][135]。一周后，国府增援兵力抵台镇压，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与事件无关的台籍菁英与百姓无故被杀害，或逮捕之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处死或就此失踪。此事件揭开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压的序幕，并埋下后来族群对立态势与台湾独立运动的种子[136]。1948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在台湾展开了大规模逮捕枪决学生的行动，该事件被称为“四六事件”。二二八事件后，国民政府调整台湾地方政治制度，废除台湾省行政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届省主席，缩小公营事业范围[135]。1949年，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改变币制（旧台币以四万比一的比率兑换新台币），实行三七五减租[137]，通货膨胀形势得到缓解。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戒严法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检肃匪谍条例
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路线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自广州、重庆迁移至台湾[138]。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改变对台政策。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139]，以防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动渡海攻击台湾，或中华民国国军进攻大陆。[140][141][142][143][144][145]中国国民党新败抵台初期，坚持反攻大陆，但美国无意配合，只能发起一些小规模战役，直至八二三炮战双方暂时停火后，反攻都未能实现[146]。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透过《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法令，以稳定、维护中华民国政府为优先，暂停宪法条文实施，并配合党、政府、军队、特务的结合掌控，持续政治与社会上的强势压制，巩固独裁的一党专政体制[136]。但这造成许多人因实际或被捏造的反对言论或行动，甚至无故被指为共产党“匪谍”而受到非法迫害与杀害的案件，即白色恐怖[136]。
无党籍台南人吴三连(左二)于1951年1月7日获悉以65.5%高票当选首都台北市第一届民选市长后在办事处与支持者举杯同欢。
自由中国杂志封面
蒋介石之子，去世前一年宣布解严的第六、七任总统蒋经国
1950年1月初，美国总统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曾表示台湾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中国的领土[147]，但在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后声明“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恢复，对日和平解决方案的成立，或经过联合国讨论后，再作决定。”[148]同年，台湾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县级以下民意代表与行政首长及省议会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1950年－1951年中华民国县市长选举的不少当选人与参选人成了其后各县市地方派系形成的代表人物。[149]1950年代起雷震等知识分子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批评时政，要求民主。1960年，雷震等人士筹组中国民主党，但很快就被政府镇压[150]。在政府解除戒严之前，台湾的党外运动团体一直透过私下发行的政论杂志，酝酿对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大规模抗争，要求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119]
成立于东京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旗
1956年，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于二二八事件第九周年纪念日成立，公布独立宣言，廖文毅博士获推选就任大统领。[151][152][153]1961年，“苏东启案”计划以武力号召台湾独立。[154]史明于1962年完成日文版《台湾人四百年史》，其后又花了六年完成中文版。[93][155][156][157]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彭明敏与学生谢聪敏和魏廷朝于1964年共同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因而被中国国民党判刑八年，并于1970年1月在重重特务监视下逃抵瑞典。[158][159]同年2月8日，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江炳兴等政治犯受鼓舞而策划共同劫械起义欲武装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泰源事件”。[160][161][162]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后，实行“革新保台”政策[163]。在组阁时积极起用李登辉等本省人，以期化解省籍矛盾，开始部分推行本土化[163]。1975年4月5日，蒋中正去世，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力亦开始下降。1979年5月，政府解除了1978年发布的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党外人士掀起了创办杂志的热潮，知名的有《八十年代》、《美丽岛》等。这些刊物对国民党展开前所未有的抨击，与执政当局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1979年12月的“美丽岛事件”，党外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164]。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圆山大饭店成立民主进步党，国民党未予取缔。1987年6月三七事件破案法办后，蒋总统宣布自7月15日零时起，台湾本土和澎湖地区解除戒严（不含金门、马祖等外岛），党禁、报禁相继解除，并于11月2日进一步开放两岸探亲。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2]。
参见：台湾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及副总统在台湾之公民直接选举与罢免、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和公民投票法
2016年立委选举席次分布图
经由“狂飙年代”中不断的民众运动，民主意识深植民心，随着三月野百合学运的和平落幕，民主政治在台湾的推行速度也进一步加快。在国民大会代表超过四分之三绝对多数决下，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被废止，总统李登辉宣布自1991年5月1日零时起，结束施行长达44年的“动员戡乱时期”，恢复宪法条文之适用[2]。李登辉继承蒋经国的民主化与本土化政策，并予以深化，但也有黑金政治与派系政治的包袱[165]。李登辉在总统任内陆续推动六次修宪，万年国会在1991年宣告退职，并在1996年举行首次正副总统公民直选。[166][167]
2018年直辖市长及县市长选举： 国民党15席，得票率48.79% 民进党6席，得票率39.16% 无党籍1席，得票率11.30%
2000年3月18日总统大选，由民进党提名的陈水扁及吕秀莲当选中华民国第10任正、副总统，是台湾第一次中央政府和平政党轮替。2004年，陈水扁及吕秀莲在总统大选再度当选连任，泛蓝阵营就陈水扁当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经验票无误[168]。
2005年，任务型国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选举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这有利于两党政治的形成[169]，并废除国大采单一国会制，立法院成为唯一的国会。2008年1月12日，国民党在立委选举中取得81席。在同年3月22日举行的中华民国第12任总统选举中，因为总统陈水扁的多起贪污案, 致使大半台湾人民, 对执政党(民进党)丧失信心. 国民党的马英九、萧万长以 765 万余票取得胜利 (得票率58.45%)，民进党则再度成为在野党。
2012年马英九改和时任行政院长吴敦义搭档连任。2013年马英九发动与立法院长王金平之政治斗争。2013年因国民党政府欲强行通过审查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起学生于2014年春发动占领立法院与占领行政院的太阳花学运创记录抗争，迫使马英九政府让步。[170]同年底的直辖市长及县市长选举，泛绿与泛蓝分别获得14席与8席。直辖市议员及县市议员选举中，民主进步党之得票率（37.08%）亦超越中国国民党（36.86%）。选举挫败迫使行政院长江宜桦与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相继辞职下台。2016年总统选举由民主进步党候选人蔡英文当选，并同时得到国会的多数席次。
外交及海峡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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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旧金山和平条约
1953年，台湾台东鹿野乡敬老会全体合影。背后建物以超过两人宽的中文字体由右至左书写“反共抗俄”字样。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6月18日访问台湾台北时与蒋中正总统搭水星牌敞篷车前往圆山行馆途中接受热情群众夹道欢迎。蒋总统伉俪亲至松山机场迎接, 艾森豪总统并于傍晚在总统府前广场对50万群众发表演说。两国总统发表联合公报, 稳固邦谊，谴责中共对金门隔日炮击之恶行，也依《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共同抵御中共在本地区之挑衅”。
主条目：台海现状、台湾问题、海峡两岸关系和台湾地位未定论
1943年底，《开罗宣言》发表，表示日本所从中国占据的地方台湾和澎湖等要归还中华民国，并于1945年《波茨坦宣言》再次重申[171]。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171]。盟军最高统帅命令在台日军向盟军将领蒋介石投降。1945年10月25日盟军将领蒋介石委任陈仪将军在台北公会堂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并接管台湾[171]。1951年，日本正式签署《旧金山和约》，但因国共内战中国情势不明，和约并未注明台湾主权归属[172]。在1952年的《台北和约》第二条中，日本依据《旧金山和约》，重申放弃对台湾、澎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但从未提起台湾主权的最后归属[172]。197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并片面宣布《台北和约》失效，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中日联合声明》[173]。
在开放探亲与解严之前，中华民国政府从早期的“反共抗俄”国策，演变成“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来对抗中共的统战攻势[174]。1987年蒋经国政府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后，台湾与中共当局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1993年于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可谓最高点[175]。但在千岛湖事件、李登辉1995年访美及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一连串事件的影响下坠入低潮。其后虽有所回温，不过在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跌倒冰点，此后台湾与中共当局关系长期处于“政冷经热”的状态中。2005年中，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等政党先后访问中国大陆，紧张的情势有所缓解，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仍充满不确定性。2008年，国民党取回政权后，以“不统、不独、不武”[176]为原则，加上台湾与中共当局关系融冰，在北京举行的吴胡会后，台湾与中共当局关系又到了另一个阶段[177]。
金门大胆岛上留存的标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1986年8月金防部司令赵万富上将令烈屿师长龚力少将兴建，翌年同因三七事件去职。另有一面设于二胆岛哨墙上。
关于台湾的政治地位，或曰台湾与中国大陆是否走向统一，亦或是持续相互独立状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称：“无论从历史、政治还是国际法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并在统一无望以及某些其他前提下，不放弃以武力解决”。而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人士则认为：由美国、日本等国家所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并未指出台湾的主权归属，而且台湾的未来走向应由全体台湾人民自主决定，不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威胁[178]。1970年代中期前，设都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坚持自己是全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即“汉贼不两立”），未放弃武力反攻中国大陆；自1970年代中期后，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口号演变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到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政治日渐民主，加以冷战结束这一背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演变为“民主自由统一中国”。
1999年7月9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记者专访时表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两个对等的国家（即“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179]。2002年8月，总统陈水扁公开表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引发台湾各界、中国大陆及美国的争议[180]。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制订其“一个中国”政策[181]。许多台湾人民对此感到愤怒，于同年3月26日在台北发起
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有数十万人参加[182]。
在修宪与总统直选后的民主巩固时代，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缓步微升、且通常稳定地高于支持统一的比例，而均低于支持维持现状的比例。换言之，与中共的任何政治结合在台湾都是最缺乏民意基础与政治市场的选项。2015年7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托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作的民意调查，86%的台湾民众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广义）：尽快宣布独立：4%；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21.3%；永远维持现状：24.9%；维持现状，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32.4%；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7.4%；尽快统一：2.3%；不知道／无意见：7.7%。[183]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2005年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文宣。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里中国的合法代表，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1954年，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84]。到1971年，联合国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之际[n]，中华民国政府坚持“汉贼不两立”，宣布退出联合国，此后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滑落[185]。其后1979年与美国断交更是对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造成严重冲击[186]。在1991年的亚洲银行年会上，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统治中国大陆地区的合法政府，不再将中共视为“叛乱团体”[187]。近年来，中华民国政府多次试图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188]。
经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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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台湾经济史、耕者有其田和十大建设
战后初期，台湾物资缺乏，所生产的糖等还被送往中国大陆，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严重。国府迁台后，首先发展农业，实行包括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及公地放领等一系列扶植农业的政策[189]。美国自1951年起提供美援，台湾经济至1953年已恢复到战前水准。之后，政府奉行“以农养工”的政策，由于日治时期基础建设与农工业发展的基础、中国抵台的资金人才与技术、及美援等因素下，台湾经济逐步走向迅速成长。在1950年代时期，政府实行进口替代的政策，将农业所得支援工业部门，以农产品出口来换取外汇以进口工业机器，发展民生工业[190]。并提高关税，管制外汇，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土产业。到1960年代，台湾的进口替代产业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问题，同时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工厂面临工资上涨等因素，因此纷纷搬迁到一些具工业基础又劳工成本低廉的地区，台湾的经济政策遂改为出口扩张。1960年，政府通过《奖励投资条例》，积极争取外商在台投资。1966年，政府成立高雄出口加工区，是亚洲第一个出口加工区[191]。台湾以加工中继站的角色，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环。1963年，工业占台湾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此后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止，台湾长期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经济成长率。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出现顺差，从此台湾长期维持贸易出超的局面[64]。
十大建设中的北回铁路。
1970年代初，台湾因外交受挫、石油危机与基础公共设施不足等因素影响，民间投资意愿降低，经济成长受到冲击。蒋经国政府因此调整经济政策，改采“第二次进口替代”，推出十大建设等一系列大型公共投资计划，国内投资环境因此大幅改善，也有效提振景气和就业率，经济实现转型升级[64]。台湾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并列为“亚洲四小龙”[64]。1980年代，台湾面临土地价格上涨；环保意识抬头；治安形势恶化；劳工意识勃兴等一系列不利于投资的因素。政府于是再次推动经济转型。1980年，政府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大力鼓励国内外厂商投资集成电路、电脑等高科技产业，希望以耗能少、污染低、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科技产业取代传统产业[64]。
这样的政策应该是属于成功的，从1953－2000年平均年成长率高达8.1%，是同期世界之冠，2000年前通货膨胀率从未超过3%，失业率也能维持在3%以内，贫富差距不大，所得分配差距倍数在2000年前也仅为5.5．台湾经济日渐自由化国际化，并在2001年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64]。加入世贸后，台湾国内的市场持续开放，大量外来产品冲击国内产品，以农产品和民生工业为甚。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很多企业出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造成产业空洞化的现象[64]。经济自由化也造成国内金融业竞争激烈，引发潜在金融风险等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台湾政府先后有不同的措施，在李登辉政府时期要将台湾建设为亚太营运中心；民进党政府时期则提出发展生化产业，但前景如何仍未可知。如何提升自身生产力，经济更趋多元化与提高科学研发能力，让企业“根留台湾”，均是台湾经济要面对的课题。
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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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台湾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台湾人权、三月学运、鹿港居民反杜邦设厂事件、太阳花学运和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
国民中学的实施使台湾劳工素质提高，对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助益。图为台中市东势国民中学。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初，致力消除日本殖民教育的痕迹与影响，推动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教育政策[192]。国府迁台后，颁布《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和一系列法令，在日常教学中大力灌输反共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并推行发禁等一些列规范学生日常行为的措施。1968年，即民国五十七学年度，政府开始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192]。该计划对台湾的社会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伴随着更多人进入国中接受教育，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有效提升。解严之后，教育政策日益宽松，校园风气日益自由自主；教科书由过去的一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入学管道也多元化[192]。在教学内容上，加强乡土教育的教学比例与本土语言的教学，出现了台语、客家话和原住民族语言的教育[192]。但一纲多本造成学生负担加重，补习风气日盛，实施后也一直有要求恢复一纲一本的声音存在。同时，推动十二年国教也成为了教育界的焦点[193]。
伴随经济的发展，台湾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生活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在1970年代，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提倡“客厅即工厂”，成为一道奇观[194]。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各都会人口激增，形成了都会圈。但伴随着城市生活品质的恶化，与乡村建设的展开，又有一些农村居民回流，不少乡镇演变为中小城市。随着人口的流动，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核心家庭结构成为社会的主流，从而使老人安养与幼儿托教成为社会问题。伴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台湾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人口成长已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1951年，台湾男性平均寿命为53岁，女性为57岁；2010年，男性平均寿命增加为75.96岁，女性增加为82.47岁[195][196]。1981年，全年台湾新生人口数量为41万4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2.46个子女[195]。到2004年，全年台湾新生人口数量下降到21万6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仅1.18人；至2013年，新生人口数量下降到19万9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仅1.07人。[195][197]台湾已成为高龄化、少子化的社会。
台湾绿岛人权纪念碑：一道长约十来米的石墙上，刻满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名单
解严之前，台湾人的结社、游行、言论、出版、新闻自由都没有保障，加上片面重视经济效益，社会底层人民的权益不断遭到剥夺，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与社会发展都不健全。1970年代后，伴随着教育的普及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人民的自主意识开始抬头。1980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象征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兴起[198]。
2005年在台北市举行的台湾同志游行
1980年代，随着民主运动的蓬勃展开，街头抗争也成为台湾社会的常见现象，如五一九绿色运动、三月学运、鹿港居民反杜邦设厂事件、五二〇农运、无壳蜗牛运动[199]与野草莓运动、太阳花学运等。各族群也开始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例如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发起的“还我姓名”、“还我土地”运动、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开放中国大陆探亲的政治诉求、客家权益促进会发起的“还我母语”运动等[199]。此时性别平等的概念亦获社会重视，女性在立法院与县市议会已有保障名额，并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和《性别平等教育法》，女性的地位显著提升[200]。此外，台湾首个同志组织“我们之间”也在1990年成立，争取相关族群的权益，也带起横跨1990年代与2000年代的台湾同性恋权利运动[201]。
社会福利方面，《劳动基准法》等法令的通过使台湾劳工的地位获得保障。1995年，全民健康保险正式实施，福利制度已初见端倪。2000年以来，大量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妇女来到台湾，形成了“外籍配偶”族群，亦产生一些社会适应的问题。而近年的乐生疗养院、大埔农地事件等，在在显示台湾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与问题。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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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雄市六龟电音三太子
参见：台湾文化、台湾主体性、台湾本土化运动、台湾语言列表和去日本化
国府迁台早期，就开始了戒严政策。戒严时期，政府以官方力量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发展，注重呈现反共、传统、一元的特质，忽略本土先民文化，导致在地原住民族失去传承文化。
1987年，台湾解严后，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思考日益受质疑，多元文化思想也受国内外许多因素推波助澜下逐渐兴起。包含推动台湾本土文化的多元文化行动支持者认为：多元文化可肯定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尊重文化多样性下的人权，增加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促进台湾社会正义与公平机会情况的大幅进步。不过于实际上推动时却也面对如种族主义与偏见歧视、文化价值判准上缺乏共识、文化差异和缺陷的区辨模糊不清、理论体系有待厘清和统整等问题[202]。
1996年，台湾学者蔡玮将此文化态样的改变称为本土化或去中国化[203]。2000年民主进步党开始于中央政府执政后，首度出现的“去中国化”一词，后来大量被支持中国传统文化者引用。撤退到台湾多年的国民党认为，民进党所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会让“历史记忆也难逃被切割肢解的下场”[204]。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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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台湾文学史
日本时代的台湾作家受到日本文化教育影响，生活文字基础为日文，直到国府迁台初期不得不重头学中文语法。国府政府大力推行反共、怀乡文学著名的反共文学作家有王蓝、姜贵和司马中原等。同时，西方现代文学也是当时台湾文坛的重要力量，白先勇、王文兴为其代表，而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则有《台北人》、《家变》等。1960中后期开始，一些本土作家以《台湾文艺》、《笠诗刊》为阵地，重拾乡土素材，关注农民与劳工等社会底层劳动阶级的命运，作品隐含批判精神，终致在1977年引发了乡土文学论战。解严后，文学更加多元化。近几年，伴随网络的兴起，网络文学成为新的风潮[205]。
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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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台湾的画坛主流以中国抵台的水墨画家与日治时期的本土西画家为主，绘画技巧比较传统。1960年代开始，新生代画家引入西方的抽象画等风格，美术风格走向西化。1970年代乡土意识抬头后，绘画题材再趋本土化。解严之后，美术界生态多元自由，风格也日益前卫[206]。
戏剧与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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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一方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国剧（京剧）等中国剧种在台湾得到大力扶持；另一方面歌仔戏、布袋戏等本土剧种则仍为庶民大众的重要娱乐方式。随着电视的出现，布袋戏、歌仔戏开始讲求声光效果，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而国剧与国语话剧则融入创新元素，经常以小剧场等形式表演，舞台剧表演成为台湾最具活力的艺术活动之一。战后初期，台语歌曲一度流行，之后被官方箝制。音乐界也被政治力延伸，创作了大量反共爱国歌曲。在民间，由香港传入的国语流行歌曲和美国音乐风行一时。1970年代，知识青年疾呼“唱自己的歌”，校园民歌因此风行。在1980年代，讲究“字正腔圆”的国语老歌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有亚洲歌后之称的邓丽君。近几年台湾已经成为世界华语乐坛的中心，费玉清、张惠妹、周杰伦、蔡依林等歌手红遍两岸三地，成为了乐坛的重要力量[207]。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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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台湾电影《莎韵之钟》的宣传海报。
主条目：台湾电影史
2013 台湾导演齐柏林在所执导的《看见台湾》露天首映会(台北自由广场)
国府迁台伊始，台湾电影在官营制片厂的经营下，拍摄大量国语剧情片，其中不少都带有反共色彩。同时，台语片也悄然兴起，题材以民间故事等为主。1960年代，健康写实电影成为电影界的主流，代表作有《蚵女》、《养鸭人家》等。同时，香港制作的电影也在台湾广受欢迎，影响到台湾本地的电影制作路线，爱情片、武侠片和功夫片成为一时的主流。1970年代，伴随着外交困境，中影制作了大量的爱国政宣影片，如《梅花》、《汪洋中的一条船》等。1980年代起，《儿子的大玩偶》等影片开启“新电影”风潮。解严之后，后新浪潮电影兴起，李安与蔡明亮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导演。同时，由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大举进入台湾电影市场，台湾本土电影的环境与市场一度萎缩低迷[208]。但随着2008年魏德圣导演执导的电影《海角七号》以国际化商业路线揉合本土特色内容，在票房上大获成功并获得不少奖项后，叫好又叫座的台湾自制电影如《艋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赛德克·巴莱》、《总铺师》、《KANO》、《我的少女时代》等，在台湾重新掀起一股“国片热潮”。
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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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戒严时期各种短命的党外杂志
主条目：台湾媒体史、台湾报业史和反媒体垄断运动
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这是台湾的第一家电视台。不久中国电视公司和中华电视公司陆续开播，台湾电视业进入“老三台”时代。但三台都由政府机构与中国国民党掌控，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扮演党政宣导的工具。1969年，中视播出《晶晶》，是台湾第一部电视剧。同时杨丽花、叶青歌仔戏与布袋戏演员也纷纷登上萤幕。1993年，政府开放成立有线电视台，随后在1998年又开放了首家民间经营的无线电视台民视。为普及多元文化与尊重弱势群体，又陆续开播了公共电视、客家电视台与原住民族电视台。但是，激烈的竞争导致电视节目严重商业化，收视率挂帅的风气引人诟病，导致媒体乱象的出现。伴随台湾民主化、以及民间团体的推动，2000年代陈水扁政府完成党政军退出媒体[209]。
在解严之前，台湾影响最大的两份报纸是《联合报》与《中国时报》，1980年代后，《自由时报》兴起，成为第三大报。2003年港商《苹果日报》发行台湾版，报业格局演变为四报鼎立，另外各县市均有其地方报[210]。近年来各种全国阅报率的调查，通常都是《自由时报》或《苹果日报》互为领先，取向与台湾社会脱节的联合与中时已日益不受青睐。[211][212]前副总统吕秀莲等政治人物或资深媒体人亦分别创办玉山周报与新头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民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等结合网络的新型态报刊。广播事业亦有发展，除中广等旧有广播业者外，飞碟电台、KissRadio等亦成为重要的广播电台。网络也快速兴起，网络文化亦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9]。